影评大赛获奖作品｜ 《蝼蚁动力学》：“新纪录运动”之后的 ...

無所惧

经过为期三个月的征集，凹凸镜DOC纪录片影评大赛共征集到312篇纪录片长短影评，其中包含，248篇纪录片长评，64篇纪录片短评。经过徐玮超、黄依琳、李啸洋三位初审评委的筛选，共有43篇纪录长评，入围凹凸镜DOC纪录片影评大赛。谢谢每一位投稿者的辛苦付出。

经过吴文光、熊阿姨、朱靖江三位终审评委的评选，主竞赛的终选结果已经揭晓。很多观众也在希望能看到获奖影评作品是什么样子。

接下来，凹凸镜DOC会选登此次影评大赛的获奖作品，今天发表的是获得凹凸镜DOC影评大赛三等奖的作品，《蝼蚁动力学》：“新纪录运动”之后的之后。值得一提的是，此篇影评还获得Cathay Play影评奖一等奖。

文珹灏的获奖感言为：

衷心感谢凹凸镜DOC影评大赛，给我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对纪录片回望和反思的机会。也激励着我在创作，观摩与写作之间平衡，让纪录片成为一种生活模式。

《蝼蚁动力学》：“新纪录运动”之后的之后
作者：文珹灏
编辑：张劳动

文珹灏，中国传媒大学电影创作研究生在读。纪录片《在人间》曾获第十七届“半夏的纪念”北京大学生影展最佳长纪录片，香港国际纪录片节华语长片季军等。

“我爸爸，他干了一辈子，在煤矿干了一辈子，死前什么也没得到。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们，也那样。” 这是1976年芭芭拉卡颇《美国哈兰县》中的对白。由工人和工会引申开来的纪录片，在2020年由王楚禹和徐若涛导演的电影《蝼蚁动力学》中，依然可以在一些重复的对话里，看到对于当下社会的讨论。

1

一． “游民拍游民”

新纪录运动”一词覆盖着1990年到1999年的中国纪录片。这个词起源于1991年底，在北京西单某公寓里，张元、吴文光、时间、蒋樾、郝志强、温普林、李晓山、段锦川等人在一起的一次聚会。以DV器材的普及为节点，新纪录运动划分为八十年代末诞生的第一期作者，和90年代末涌现的第二期作者。

在吕新雨《新纪录运动的力与痛》中，这个词在八九十年代形成了基于反叛“专题片”类型的共识。集中表达了对旧的乌托邦的反抗，对西方的理想主义乌托邦的反省，对于城市和现代化想象乌托邦的破灭。90年代大批国企工人下岗、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形成民工潮。工人和农民两个社会主流群体命运的巨大转变是“新纪录运动”的主要故事。

《蝼蚁动力学》记述了2018年前后的时间里，徐若涛和王楚禹等艺术家群体通过行为艺术的方式介入电信工人维权事件，力图推动56位电信工人活动的过程。电影从艺术家和工人一起筹备行为项目开始，他们在秦岭的山间游访，调研，讨论。而在电影中的艺术家、律师和工人群体都表现出了一致性，突出了一种统一的农民形态。他们对话的场地，从宋庄到秦岭，始终都在各自的村庄、菜园和山野之间。而与之相对的城市景观在电影中出现都伴随着街头行为等活动场景。

随着行为项目的终结，艺术家、律师和工人再次从城市回到村镇之中。这种在城市中放逐，在乡野中汇聚的方式。集体体现出了一种游荡在社会体系之外的生活状态。



《蝼蚁动力学》剧照

土地所有权的流转过程必然使许多人离开乡土社会，大量人口脱序，形成游民。游民是过剩的劳动阶级，游民和知识阶级结合，就产生了游民文化。《蝼蚁动力学》记录了一批工人正转变为游民的阶段。而作为导演的徐若涛和王楚禹，也是在90年代初期来到北京，分别流转于圆明园画家村、东村等地，最后在宋庄落脚的“盲流艺术家”群体的一部分。“圆明园时期是宣言，宋庄是实验”。王楚禹也曾在文章《论游民意识与中国自由文化群体》中阐释了宋庄镇中“文化游民”群体构成和发展的过程。

“游民拍游民”，是王小鲁在《新游民电影》中对中国独立电影20年身份特征的一个粗略概括。“作为导演的游民与基层游民不同，他们是自觉主动而非被动地选择了游民这个身份。他们选择了在自己的国土之上自我放逐，开始了漫长的流亡过程，以自己的动荡不安去衡量游民世界的动荡不安。游民艺术家作为游民中的精英者，承担起了部分知识分子的责任。游民拍游民，由于感性体验的相通，因此能够与基层的焦虑发生共鸣。”

作为导演或者艺术家的游民身份，可以关联到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提出了“游民知识分子”的概念。根据王学泰的定义，游民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里是一个寄生于游民社会的文化人，宋、元时期大多为民间艺人、通俗小说的作者、评书唱本的撰写、农民起义的谋士。这个分类概括了历史上无数难以考证身份的文艺创作者。这些不同的名词，“新游民”、 “游民知识分子” 、“文化游民”、“盲流”都在定义一种处于游民阶层中间的身份特征。而游民知识分子的身份也是流动的，他们有的趋向于回归或加入精英阶层；有的逐渐形成了游民意识和游民心态。但是他们与被动选择身份的基层游民之间始终存在一层思想分野，这种分野也根源于游民意识。

在纪录片创作、人类学调研和各种社会参与的形式中，即使在同等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条件下，这种观念的区隔经常会产生创作的伦理问题。这种差异在《蝼蚁动力学》中随着艺术家进行社会参与的深入过程逐渐显现出来，最终体现在艺术家、律师和工人对于《劳动法》的不同观念里。构成了纪录片的后半部分。同时延展开来的一些对东南亚地区艺术家的白描，侧面体现了东亚地区一些文化游民的状态。



《蝼蚁动力学》剧照

2

理想主义的困惑

“知识功能之外，纪录片还有改造与动员的社会功能。第一代作者反感宣讲政治的专题片美学，使观点性和社会动员的独立纪录片远离了我们的视线。这种行动主义的纪录片推动一种公民运动的兴起。”

—— 王小鲁《主体渐显，20年中国独立纪录片的观察》

《蝼蚁动力学》的创作契机源于策展人郑宏彬发起的“九个发布会”社会性艺术实践。“九个发布会”由武老白《恋人》、坚果兄弟《小壕兔水污染事件》、王楚禹《电信馒头计划》、刘伟伟《被羁押的人》等九个社会艺术项目联合构成。“九个发布会”采取“艺术作为媒体”的主张，意在使艺术家在创作的同时试图介入事件发展，建立社会联系。通过1-2年的在地参与，九个项目的都分别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和报道。《蝼蚁动力学》的开场中出现的艺术家集体讨论会，便是关于“九个发布会”艺术项目的讨论和施行。

在西安的“电信馒头计划”里工人们用铁链相互连在一起的场景，也许会令人联想到小川绅《三里塚· 第二防线的人们》里的农民用铁链把自己绑在树上的画面。身体主义的纪录片实践，是贯穿在《蝼蚁动力学》的一条主线。这条故事线以黑白画面的工人与领导的对谈为结束。在《蝼蚁动力学》成片之后，主创团队回到拍摄地点陕西各地，给工人群体进行了电影的“五县放映计划”，作为拍摄对象的工人成为了纪录片的观众。至此，这个流程完成了一个艺术介入社会项目，落实了一整套身体践行的方案，也通过工人的观看摆脱了纪录片伦理困扰。



《蝼蚁动力学》剧照

但在《蝼蚁动力学》访谈中，徐若涛真诚地回答了“艺术参与是否有用”的问题，他说，“总体上是无用的。因为在秦岭的老工人的诉求很具体，并非艺术的范畴之内。”导演陷入了对于自己艺术参与和社会调研的质疑。这种在成片之后对于纪录本身的质疑在很多其他创作者身上也都在发生。

钱满素在《理想主义的困惑》的序言中有一段话， “在20世纪60年代的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小川记录了弱势的农民反抗，这符合当时的理想。但时过境迁，现代化促进了经济发展，日本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他们不再反抗，小川的工作于是变得困难，因为日本人的理想改变了。” 同样的追求，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可能需要不同的形式来完成。

3

“艺术作为媒体”

“艺术作为媒体”是策划“九个发布会”艺术项目整体概念的核心。纪录片如何通过媒体进行传播，推动事件的解决，是一直困扰“电信馒头计划”的问题。最早王楚禹找到徐若涛拍摄《蝼蚁动力学》的目的，在电影拍摄之后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在王楚禹早年的采访中他曾提到，一个艺术家要通过他的作品来改变现实非常困难。如果他特别厉害可能可以在精神层面影响一些人。但对于社会可能没有任何意义。但随着时间推移和媒体环境的变化，“九个发布会”中的艺术家开始承担一部分调查记者的身份。

让艺术作为媒体的主张，是 “媒介”转变为“媒体”的过程。电视和互联网的发展决定了传统媒体形式的没落。让艺术介入社会现实，引发社会关注，本质是要让艺术作为新媒体，而不能只作为传统媒体。在20世纪40年代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级传播理论”（有限传播论）中提出了意见领袖的概念。即事件的大众传播不能流向一般受众，而是通过意见领袖人际传播的过程。延续两级传播理论之后，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里又诞生了“新意见领袖”，和“多级传播”的概念。要让艺术作为媒体，即要让艺术作为新媒体，即要让艺术创作者，或者艺术家、律师团队本身成为当代互联网的新意见领袖。

从这个角度看“九个发布会”介入社会的其他较有成效的项目，每个产生社会动员的艺术项目都有新意见领袖的运营。在武老白反对同性恋扭转治疗的《恋人》行为艺术项目，其中的新意见领袖是在各地筹备该项目的彩虹组织。在坚果兄弟对于榆林小壕兔乡污染调查的项目中，媒体报道为大众传播构建了一级传播的基础，而坚果兄弟本人也成为了新意见领袖，进行广泛的人际传播。

在刘伟伟《被羁押的人》等一系列社会实践项目中，律师本人通过互联网渠道担当了新意见领袖的职责。在这些不同的社会性艺术项目中，纪录片在其中也有着不同的角色属性。

在这些艺术介入社会的传播过程中，纪录片最有效的传播方式是通过新意见领袖进行二级传播。由于其纪录片内容的丰富性和全面性，可以作为从二级传播到多级传播的视频基础，甚至对于发展为网络舆情，提升媒介素养都有可观的作用。但是，艺术家的独立创作模式，是独立于系统体制，也独立于商业体制的。徐若涛和王楚禹等艺术家一直以来的创作习惯，乃至新纪录片运动以来的独立精神，在商业模式和思想模式上都是要警惕意见领袖和新意见领袖的。而曾经的单一研讨会、放映会等形式在当下已难以广泛增加其公共性。



《蝼蚁动力学》海报

人的优点有时成为人的局限性，在复制图像、行为、对话的过程中，艺术家、律师和工人都陷入了一种观念的困境里。影片中三个葬礼式的意向，律师家人的葬礼，对几位艺术家的纪念、和结尾最后结束在群体纪念一位工人的葬礼。标致着三个群体走向失语的状态。这种失语的困境从电影的后半部分漫延出来，在电影之外继续延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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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虚构电影 （docufiction）

片头字幕之后的第一场戏，是在工人活动的组织者家里。最早开始的对话是一段小声的纷争，是组织者和家人在争论是否要在当时环境下接受拍摄的过程。在争论之后，访谈正式开始。影片从关于如何拍摄的讨论开场、到艺术家拍摄工人肖像的过程，行为表演和搬演的过程、还有工人一起的实验剧场影像，都自然地融为了影片的一部分。相比徐若涛的前作《表现主义》结尾打破主观视点，引起拍摄对象、导演和剧组成员发生争斗的内容。《蝼蚁动力学》里搬演、纪实和实验影像采用了无缝融合的方式。其中行为艺术家与工人的互动，例如刘伟伟和王墨林搬演的现实场景。在许多观众的信息接受中也默认为真实记录的场景。这样影片在呈现工人主线的同时，第二条关于艺术家的副线得以自然地融入。

美国电影学者德克·艾岑（Dirk Eitzen）曾阐述，观众会根据他们熟悉的电影文本去确定电影内容的类型。例如，一个光线差、录音模糊、摄像机不稳定的影像文本会让观众联系到真实电影，虽然并不一定是这样。

通过对特定电影文本美学模仿，创作者可以让观众接受一种假定的类型。纪实虚构电影（docufiction）和很多的伪纪录片（docudrama）都是通过这类美学策略建构的。但是这种形式基于一种前提，即：观众不认识片中的演员，以及观众不事先假定这类片段的搬演程度。此类电影中的片段属于虚构还是纪录的抉择，取决于观众与片中演员的接触和认识程度。典型的，在《二十四城记》中陈冲搬演的访谈片段，由于大量观众对演员的了解，打破了虚构和真实之间暧昧的平衡。观众的观影经验决定了他们认可的这部片的纪录属性。所以有了戴沃恩（Dai Vaughan）提出，“纪录片”（documentary）一词准确的说不应该是指电影制作的一种风格、方法或流派，而应该是观众对电影的一种反应模式。

这种用观众反应模式定义纪录片的属性的方式过于强调了观众的主观性，但值得反思。创作者在对纪录片边界不断探索，观众在对纪录片的认识也不断更新。纪录片的定义在创作者、和观看者之间存在着分歧。但也可以利用其中的不确定性来进行处于中间状态的表达。例如徐若涛导演在《玉门》映后中提到，他在纪录片创作中经常会刻意保留在拍摄现场说“咔”“好”等等原始声音，用于提醒观众搬演段落的存在。搬演一个场景，然后留出一些破绽可以发现它的搬演痕迹。这些假定性的痕迹在《蝼蚁动力学》中完成了一种与观众的互动。

童咏玮在《纪录片的“当代艺术转向”？》中提到当代纪录片正面临的问题。“创作愈发接近一场明确、精准设计的“预谋犯案”。一方面，这或许跟纪录片生产的艺术建制化有关：创作者在面对一次次企划、提案、工作坊、奖补助审核、创作陪伴等流程后，将纪录的目的性越辩越明。其中，最矛盾讽刺的莫过于，纪录片还天真地认为自己正在向当代艺术创作的暧昧性取经。”

纪录片可能没有转向当代艺术，而是当代艺术在转向对纪录片的使用。这种向纪录片的转向是单一方向的。在反向运行过程中，会消解纪录片本身的价值，也会消解纪录片作为电影存在的价值。



《蝼蚁动力学》海报

从早期创作的《反刍》和《玉门》开始，徐若涛一直在用行为和实验的方式结构电影。用虚构与纪实结合的方式反映城市气质和人们的精神状态。而片中王楚禹、王墨林、刘翔婕、李鹏鹏等艺术家之前的实验戏剧、公共艺术项目的经验，也奠定了《蝼蚁动力学》中出现的各种实验表演的形式。在《蝼蚁动力学》之后，摄影师陈博做了纪录片《东出潮白》，王楚禹做了实验电影《屋顶》和《一个人》，徐若涛做了《水墨牛仔》。

在创作历程中，纪录片逐渐成为了被越来越多艺术家选择的媒介，这种纪录片创作的过程是基于当代艺术的表达需求自然发生的。他们影像中的当代艺术元素，可能与宋庄地区90年代以来影像创作者与当代艺术家聚集的地缘性息息相关。

吕新宇在《新纪录运动在中国》提到，“1990年代以后, 已经有人宣告:要用“实验”这个词来替换“独立” , 因为独立制作已经“空洞和乏味”。我不希望它把中国的纪录片导向一种形式主义的狂欢和竞赛 , 而忽略了对中国现实的真切关注, 在历史变动中丧失自己的立场和作用———而这正是新纪录运动最可宝贵的品格。” 在不同学者、创作者和策展人对于新纪录片运动的描述中，唯一不变的是一种对于“独立”精神的追求。

王小鲁引用 1901年梁启超的话：“吾中国所以不成为独立国者，以国民乏独立之德而已。”强调了作为独立之德，导演主体性的重要。在纪录片逐渐难以被定义的环境里，在后疫情时代的当下，在地纪录片于三十年前开始的创作主张，依然值得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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