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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的大寨运动，使得无数城市知青下山返乡，插队于祖国的四海边疆。劳动挣工分，吃人民公社，读毛主席语录和鲁迅，兴“文攻武卫，斗私批修”……无论听上去怎样疯狂，怎样不可理喻，怎样偏颇与荒唐，但那是整个中华史上，青年人为数不多的有梦可做并在现实“激扬岁月”的时代。如《枫》中卢丹枫与李红钢为阶级战线之争而怀爱献身，王小波和陈清扬在革命中以“搞破鞋”、“敦伟大友谊”反抗荒诞，其爱与激情皆非腐朽的二十一世纪青年所能设想或拥有，因为他们的爱意在种种势力面前遭到罢黜，变革与超越的理想则被敕令禁止，以因袭不变的流水轨道全然替代，——生命已沦为生存的讽刺乃至负担。因此昔日被后人虚无处置的荒唐并非总是“滑天下之大稽”、“逆天下之大不韪”的，而总可以在一个无限平庸的年代给我们些许慰藉与憧憬。
不过与《枫》或王小波迥然不同的是，《青春祭》淡化了对特定时期内宏大背景的描述，也不彰显澎湃的爱与激情，而以一种近似《边城》般凄美的手法描述了傣族地区的兴衰变迁和于兹成长的知青经历，借此折射出象征着田园时代的傣族文明必将亡殁的悲惨结局，并由简单的个体-国家关系上升至文明-历史层面，从而赋予了“文-革”对抗现代性（保存农业文明）的全新含义，以青春祭奠历史，在经济浪潮滚滚前进的今天显得无限耐人寻味。
“青青的野葡萄/淡黄的小月亮/妈妈发愁了/怎么做果酱/哦 妈妈/我说妈妈 妈妈/别忧伤/在那早晨的篱笆上/有一枚甜甜的红太阳”，影片中多次响起这首改编自顾城《安慰》的歌谣，在女主低吟声中，在孩提的朗朗声里，“妈妈”二字听上去令人分外动容。而实际上，对于这样一部充满诗性和灵动的《青春祭》而言，抓住“妈妈”二字也无异于抓住了影片的题眼。
影片有两个“妈妈形象”，一个是年过九十被称作大地之母“伢依”的傣族老妪，另一个则是徘徊于同乡学友和大寨“二哥”恋情的知青女主。伢依后继无女，对女主的到来无非感到雀跃万分，在夕阳下抚摸她晾晒好的裙子，为穿上筒裙的她送上银色腰带，在她病倒时端上药汁——无不体现了大伢对女主的关爱以及更深层次上对家族传承和文明延续的期盼。当二哥酒后发怒拳打同乡学友时她在一旁滚念着佛珠，当女主只身逃跑后她倏然病倒，并说出无不含怨恨的那句——“你为什么不嫁”时，也许大伢并非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皆是保全傣族文明的行径，但她仍毫无疑问地契合一位“原初母亲”——子嗣传承，灶火相继的形象。
再来看我们的知青女主。她初到大寨，性情不合，仍保持着城里的习性和身份，后来在一波（另一位女知青）的挑动下，穿上了傣族筒裙，亦即抛弃了现代社会的文明特征，才被少男少女们称作“多丽”（美丽），才真正地成为“寨里的一人”，获得了傣族文明的身份认同。在此过程中，女主与二哥的交往无疑是额外有趣的。按照当时的习俗，下乡插队的女主实际上与二哥是契约层面上的兄妹关系，却在一系列的碰撞中摩擦出超出兄妹情谊的爱的火花。她曾在原始森林中迷路、受伤，是二哥将其拯救，呵护地敷上治愈的药草；她曾在插秧时摔倒，回到家后一蹶不起，是二哥将其扶回，小心地盖上温暖的被子。正如女主自己所言，二哥就如同傣族大寨一样温柔、平和、直白，无疑给予了那个时代漂泊无依的她最宝贵的爱意与保护。而相比之下，与同乡知青的恋情却总是充满猜忌、怀疑，甚至会因为一把刀的赠留就走向分道扬镳的田地。作为必将成为母亲的女主，她要么选择傣族文明的平和却条件恶劣，要么选择城市文明的富足却聒噪无趣。具体的历史背景另她成为了一种田园与牧歌式的异质文明的介入者，也另她不得不作出嫁给哪一种文明的终极抉择。而最终她选择了逃避，也未回到城市，而是到另一山村教学，在犹豫不决中挣扎不已，直至闻听了大伢逝去的噩耗。而大伢逝去后的几年，大寨在泥石流中被夷为平地，这也显得合情合理，只因在此，大地母亲早已身死，子嗣与生殖都已沦为明日黄花，无人围着篝火或唱或舞，无人在夕阳下饮尽牺牲的牛羊。身着城市时尚的女主不禁潸然泪下，对着只有泥水缓缓流过的旧址痛苦哀嚎。
在理解了这两个母亲形象后，我们便很容易理解导演多次插入改编自顾城的那首歌谣的深意：月亮淡黄，葡萄涩青，使母亲不得不发愁“怎样做果酱”以喂养后代，而这样一种行为恰恰与大伢“子嗣传递，文明继承”的殷切具有完美的同构性；作为子嗣的“我”，以一种梦幻般的话语，拿“早晨篱笆上甜甜的红太阳”作配料来安慰母亲，在实际上掩盖了食物匮乏的窘境，却与此同时彰显了太阳的生机与永恒，也意味着只要常照农业文明的太阳不会散去，子嗣仍然会代代不息——这可以理解为作为“后继母亲”的女主在抉择之后深深的懊悔与快慰的抒发——农业文明也许会被泥石流夷为平地，平和的傣族人民也许会终将灭绝，但太阳仍将亘古地长存，照耀人类文明的世世代代；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认为，太阳才是那个隐蔽起来的“大地之母”，一个常常被人格化的第三位母亲形象，在人类母亲为延续子嗣而努力中给予最伟大的支持。综上，《安慰》这首歌谣蕴含着三位母亲形象：原初母亲，后继母亲和永恒母亲，这也是为什么打动观影者的深层原因，只因它触及了中国几千年来未经现代化侵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存在的核心。
革命年代虽是最激进的“敌孔老二”，却也最是激进的“天下大同”（人民公社，农业大寨，无产阶级世界）的完美兑现。篇幅有限，这点在此不再累赘。
上面写道“三位母亲”时，我想到了海子这一“父亲形象”，他十五岁考入北大，离开家乡，离开他热爱的粮食与农村，后来称之为“十五岁一命归天”（《尼采：你让我想起悲伤的热带》）。他热爱乡土、麦地和季节，热爱妻子与新娘——自然也是由农业文明所孕育的“繁殖的冲动”，而无论是B、S、A、P，还是萍水相逢的西藏女诗人，都最终将其拒之门外，断绝了他的爱意，深化了他的苦痛，最终另他成为一种被阉割的“父亲形象”，以致“面朝大海，血洒江河”。——实际上与《青春祭》的女主殊途同归。60后的青年没能挽救农业文明的辉煌，80后的青年只依稀瞧见落日的余光，而00后的青年则是在被编造的霓虹中在意或不在意旧有的时光。可以设想，20以后的青年将大抵是在城市中由富足的剩余产品幸福一生却也同时是忘记自己的“根”，在发展浪潮中漂泊无依的。但我不认为农业文明会彻底死去，假使来日人类移民太空，他们想念的定不是现代性的高楼、水泥和汽车，而是原始的牧场、麦地和鲜花，那才是真正值得怀念之物，但凡太阳苟延残喘一夕便永远存在之物。这样看来，我们兴许能在真空中实现农业文明的复苏。
最后以海子《生殖》中的一段结尾——这与本影评主旨过于契合——
“我将告诉在生活中感到无限欢乐的人们
他们早已在千年的洞中一面盾上锈迹斑斑”
不要忧伤，妈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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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3-26 12:14:39
